过去一年中炒股配资股票，我为知乎上几十位知友提供了“帮助举报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违反双减
等违规行为”的服务。由于这要花费一些电话费+时间，所以我专门开通了“付费咨询”。不过，最近我就会关闭这个有偿服务。因为不想落下一些嫌疑。我愿意用自己的手机话费，继续帮助别人。我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——这样一来，我这个自由职业者也为社会做了贡献。
然后，在今年八月份，当我用一个刚开通了72小时，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全新的手机号向某个地级市（S市）的教育行政部门
举报当地学校在假期违规补课后，短短1小时后，我接到了来自被举报学校的某位自称“赵老师”的电话。这个电话直接打到我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全新的手机号上，恶狠狠地问我到底是谁？（原话是:你以为我查不出你是谁？）
我瞬间挂断了电话——虽然这个S市跟我八竿子打不到，这只是我又一次帮助知友的孩子免除补课之苦。可是，我还是在相距几百公里的电话另一端，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。唯一知道我的全新手机号的人，只有1个小时前的“S市教育局“双减”热线值班电话”的接听人员。但显然，这位教育局的公务员立即把我的电话号码，转交给了我举报的学校。
如果说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最缺少什么？我认为，最缺少一个认知：他们是一伙的。
展开剩余50%是的，学校与主管部门，他们是一伙的。因为，一些机构的持股者就是退休或在职的公务员。因为，升学率与校长的“升迁率”隐隐约约的挂着钩。因为，公立学校的有限资源被人为的分为“重点”与“非重点”，而“重点”又细分为“成绩重点班
”、“关系重点班”。其中，“关系重点班”里没有老百姓的孩子。而那些孩子的不是老百姓的父母们，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这些班级，正是为资源交换（权力寻租
）而设置的。
正是由于“他们是一伙的”，所以，教育部门最不可能支持双减。因为，他们自己、他们的子女，都从“分班”、“补课”、“机构”中获得好处。
只有认清“他们（学校、机构、教育行政部门）是一伙的”这个现实，才能解读为何“双减”阻力重重，也才能从“另类腐败”的角度，解释糟糕的基础教育。
——写于2025年9月17日。今天得知本地学校3 jump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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